內容提要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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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在中國，滿口胡言，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教授太多；

2、中等收入向來是一個動態(tài)的相對概念，用絕對標準來衡量中等收入缺乏基本的經濟學素養(yǎng)；

3、2023年的中等收入群體大約是一個什么樣的標準？

4、中國的人口收入結構既非橄欖型，也非啞鈴型，屬于典型的金字塔型。

6月19日的紅星新聞報道稱，近日，浙江大學資深教授、共享與發(fā)展研究院院長李實在接受采訪時表示，按絕對標準，根據我們的測量，2022年我們中等收入群體的規(guī)模大概達到了4.6億人左右。平均到一個人身上，每個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，基本上就可以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。

不少網友看到后，問我怎么看這個問題。

一、在中國，滿口胡言，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教授太多

作為一個資深統(tǒng)計人員和經濟研究人員，我承認，我不夠穩(wěn)重。因為看到李實教授的這個結論，我大為震驚，差一點打翻了剛沖泡的一杯香濃咖啡。冷靜下來想想，聽到這類荒唐的言論，真沒必要激動，畢竟在中國，能潛心研究，做出引領世界科技成果的教授稀有，但滿口胡言，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教授太多。

比如北大國發(fā)院教授林毅夫教授，在2023年3月3日晚上的一場線上直播中，告訴觀眾：按照購買力平價，中國經濟規(guī)模在2014年就超過了美國。

比如復旦大學陳平教授，在清華講演的時候，告訴清華的大學生們，中國每個月2000元人民幣的收入，卻遠比生活在美國每月收入3000美元，生活要幸福得多。

比如國家統(tǒng)計局原副局長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(shù)據研究中心主任許憲春教授，曾經對中國6億低收入群體提出建議：用私家車跑網約車，把閑置的房子出租，都可以取得不錯的收入，低收入和就業(yè)問題就可以解決了。

比如北京師范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兼發(fā)展研究院院長胡必亮教授，在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6883元時向國家建議：國家給非洲留學生定的獎學金標準很低，一個人一年也就十萬塊錢左右，應該增加標準。

二、中等收入向來是一個動態(tài)的相對概念，用絕對標準來衡量中等收入缺乏基本的經濟學素養(yǎng)

根據紅星新聞的報道，我們可以得知，李實所發(fā)表的“月入3000元即可算中等收入人群”的觀點，來源于2020年的《社會藍皮書：202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》中，該書依據2018年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將中等收入人群定義為：家庭年收入在10萬-50萬元。并按該標準測算，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占總人口的28%，約4億人。

2023年，李實依據該書所引用的2018年的數(shù)據得出這樣的結論：“按照三口之家年收入10萬元的下限來算，意味著一個人年收入大概是3.3萬元，平均到每個月，就是3000元左右的收入，基本上就可以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?！?/p>

李實的觀點錯得離譜。他錯在哪？

首先，從理論上看，劃分收入分組一般使用相對標準。

在統(tǒng)計分組和經濟研究時，我們通常會對人群進行收入劃分。比如國家統(tǒng)計局每年在公布人均可支配收入時，會按照五等分的方法，公布城鎮(zhèn)與農村的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中等收入、中高收入、高收入的平均值。國際銀行、IMF也會根據各國的人均GDP收入，每年公布高收入國家、中高收入國家、中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劃分標準。

由此可見，有關收入群體的界定，從來都是一個動態(tài)的概念。即定義、劃分某一年的收入群體（分組）時，存在絕對標準，但這一標準，隨時間而變化。

其次，我們用李實邏輯來推論，會得出荒謬的結論。

2018年，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228元，月均2352元，中等收入門檻3000元比人均收入高27.6%。202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83元，月均3074元，中等收入門檻3000元比人均收入已經低了2.4%。如果在2023年之后，人均收入保持年均5%的增速，到2037年我們的人均收入將達到76677元，月均6390元，中等收入門檻3000元比人均收入要53%，活脫脫就是低收入人群了。

第三、為什么統(tǒng)計收入分組必須使用相對標準而不能使用絕對標準？

因為不僅經濟、社會在發(fā)展變化，貨幣總量、經濟總量、物價水平也在不停地變化。隨著時間的推移、流通中貨幣的增加，定量收入所能購買到的商品與服務不斷縮水。如果將中等收入標準絕對化，就會產生跨入中等收入標準人群生活質量越來越差，最后出現(xiàn)將貧窮人口視作中等收入群體的荒誕結果。

比如1980年代，大米0.11元/500克，豬肉0.8元/500克，200克的饅頭2分錢一個。那個時候，一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大約15元。那個時候的中等收入，放到現(xiàn)在，得活活餓死！

還因為貧富，始終是一個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概念。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，萬元戶就是當時的富裕階層，那個時候大學畢業(yè)參加工作的月薪只有56元。一萬元相當于一個大學生178個月的工資。但一萬元的財產放到現(xiàn)在，屬于典型的低收入階層。

第四、李實的中等收入絕對標準邏輯荒謬。

李實認為，按照相對標準劃分出來的中等收入人群規(guī)模，基本上不會隨著經濟增長、收入提高而有所提高。因為收入的提高就意味著中位數(shù)也在提高，中位數(shù)提高了以后，用這個標準劃分出來的人群基本上還是這個人群，不會有所增加。所以他認為必須使用絕對標準。

李實還說，全球劃分中等收入群體尚沒有一個統(tǒng)一的標準。很多發(fā)展中國家，特別是低收入國家，他們都使用“絕對標準”。這純屬放屁。

大家想想，如果用1980年的絕對高收入標準來衡量今天我們的收入階層，是不是6億月入不足1000元的低收入階層都成了富豪？如果用1980年代的人均GDP來劃分高收入國家，即發(fā)達國家，是不是全世界190個國家都是發(fā)達國家？這樣的結果荒謬不荒謬？

三、2023年的中等收入群體大約是一個什么樣的標準？

我們的官方，比如國家統(tǒng)計局，每年會公布居民的收入分組數(shù)據，但從來沒有公布過中等收入群體數(shù)據。

第一、中等收入分組，不等于中等收入群體。

國家統(tǒng)計局曾經非常明確地澄清過，中等收入分組，不等于中等收入群體。因此，不宜直接使用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5等分收入分組數(shù)據來定義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。

2022年，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。國家統(tǒng)計局將全國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組，而去年中間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約為2550元。這些收入，均是包含了城鎮(zhèn)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一個混合收入概念。

2022年末，中國農村常住人口4.9億人，占總人口34.8%。農村居民有宅基地，有承包的農田，自留地，可以養(yǎng)殖雞鴨豬，2550元的月收入，也許可以過上營養(yǎng)均衡、有吃有住的生活。但城鎮(zhèn)的三口之家，每月7650元可支配收入，沒有買房的，房租就要花去三分之一，有房子的，房貸需要花去三分之一。剩下的5100元，減去物業(yè)費、水電燃氣費，交通費、電話費，醫(yī)療費，教育費，實話實說，這三口之家的日子是不是得精打細算，過著緊巴巴的生活？

第二、國際通行的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標準。

大多數(shù)國家的政府沒有對中產階級收入制定官方定義，我們所能檢測到的只有2020年美國國會在《美國納稅人救濟法》中，將減稅范圍擴大到夫婦收入低于40萬美元的中產階層。

但全球大多數(shù)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，一般將某個國家家庭收入處于中位數(shù)的67%到200%之間的家庭，稱之為“中等收入家庭”。

實際上美國、歐洲、日本、韓國、澳大利亞、加拿大，包括墨西哥、俄羅斯，他們的研究機構或者銀行，都是將處于收入中位數(shù)67-200%的人，統(tǒng)計為中等收入人群。

第三、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標準

在發(fā)達國家，一方面城鄉(xiāng)收入差距非常之小，所以他們的收入中位數(shù)，一般不分城鄉(xiāng)。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水平比較高，其中等收入下限的生活水平與上限差距并不是很大。

但作為農村人口占比超過三分之一，城鄉(xiāng)收入差距和生活成本差距較大的中國，肯定不宜將包含農村的收入中位數(shù)作為衡量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。較為合適的，應該使用城鎮(zhèn)居民收入中位數(shù)。

另外考慮到我們的社會保障水平較低，特別是收入中下的社會階層社保水平，比中上水平的體制內差距非常大，中等收入的下限與上限，適宜確定為收入中位數(shù)0.9-300%。

第四、2022年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應在3400-12000元之間。

2018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(shù)為24336元，其中城鎮(zhèn)中位數(shù)為36413元；2022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(shù)為31370元，其中城鎮(zhèn)中位數(shù)為45123元。

按此計算，2018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2800-9500元之間；2022年在3400-12000元之間。

如果按《社會藍皮書：202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》中，家庭年收入在10萬-50萬元的中等收入人群標準，以及2018-2022年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推算，2022年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83元，比2018年的28228元，增長了30.7%。按該標準測算，2022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家庭收入標準應為13-65萬元。按三口之家計算，月人均標準約為3600-18000元。與按照城鎮(zhèn)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(shù)的0.9-300%計算的中等收入群體上下限較為接近。

四、中國的人口收入結構既非橄欖型，也非啞鈴型，屬于典型的金字塔型

因為稅收以個人收入所得稅為主，普遍實施遺產稅，社會保障水平高，因此發(fā)達國家的人口收入結構，一般均為典型的橄欖型。比如2020年美國的中等收入人口占比45%，低收入與偏低收入占比34%，偏高收入與高收入占比21%。橄欖型收入結構是相對最理想的收入結構，是公平與穩(wěn)定社會所追求的目標。

北京工商大學商業(yè)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教授在此前接受采訪時表示，我國中等收入人口超過4億人，占總人口數(shù)比重超30%，已經形成了一個“啞鈴型”人口收入結構。此言并無科學依據。

按前文我們計算出的2022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3400-12000元之間，年可支配收入在4.1-15萬之間。

上圖為2022年國家統(tǒng)計局公布的城市與農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5等分分組數(shù)據。農村每組0.98億人，城鎮(zhèn)每組1.84億人。

按分組收入計算，年收入低于4.1萬的，約有8.6億人，占61%，其中，有6億人月收入低于1.2萬元，占到總人口42%，為低收入人群。

年收入超過15萬的中高與高收入人口不到9000萬人，約占總人口的6.3%。

其余的33.7%，大約4.6億人口，年收入在4.1-15萬之間，即為中等收入群體。

由于制度性原因，中國的人口收入結構既非橄欖型，也非啞鈴型，屬于典型的金字塔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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