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起敦煌，很多人都會想到石窟里的壁畫，但要論對敦煌的了解，則不如人們都對《西游記》里的情節(jié)那般耳熟能詳。

不久前，網(wǎng)上一個叫做“敦煌掃地僧”的稱號引人注目，頗有些十年如一日的意味，而被冠以該稱號的人，便是敦煌研究院的學者邢耀龍?！笆廊酥宦劧鼗椭?，卻不識敦煌的千姿百態(tài)”，這是他久居敦煌工作、生活最大的感受。

【資料圖】

早年間，邢耀龍在一列武漢到福建的火車上，遇到過一對農(nóng)民工夫婦，攀談之際得知，竟然有人從沒聽說過敦煌。那一刻他才開始意識到，是該為普及敦煌文化做些什么。

2022年12月，邢耀龍以作者的身份出版了《敦煌大歷史》，他不僅普及敦煌的歷史文化，也講述了敦煌守護者的心聲。用他的話說就是：“敦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邊境小城，像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紡輪，但大歷史的很多線索卻都在這里絲絲入扣。”

的確如此，敦煌在古代作為與河西四郡密切相關的地區(qū)，西通新疆，南抵青、藏、云、貴、川，北達內(nèi)蒙古邊境，將無數(shù)條文化和經(jīng)濟交融的大動脈串聯(lián)在一起，匯聚著中國不同時代的縮影。

邢耀龍作為一個成長在此的敦煌人，從為尋找一幅《玄奘取經(jīng)圖》背后的秘密伊始，從文物局到研究院，從瓜州縣到榆林窟，“腳踩著石窟，頭枕著壁畫”，仿佛與敦煌融為了一體，敦煌的歷史也反過來在他身上得到了延續(xù)。

對于邢耀龍來說，無論條件多么艱苦，成為新一代的“守窟人”，原因無他，除了敦煌對他發(fā)出的感召以外，還有一個歷史學者對待真相的執(zhí)念。

當然，“掃地僧”的稱號也沒被白叫，據(jù)邢耀龍說，在眾多“守窟”的工作當中，“掃樹葉”絕對是頂重要的事。

榆林窟像一本畫冊，

記錄下了不同時代的歷史側影

2016年8月，邢耀龍作為歷史專業(yè)的高材生，回到了老家的酒泉市瓜州縣文物局工作，然而除了每天立碑造冊、埋頭在電腦前和稿件里，似乎并沒有像他想要的那樣，真正和文物打上交道。這樣的日子一天天過去，直到他接到了修建一座“玄奘取經(jīng)博物館”的任務。

玄奘作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取經(jīng)人，唐代之后就成為了佛教符號化的人物，但是隨著佛教傳播的時間越來越久，各地的翻譯也是五花八門，甚至在眾多的版本中，最終演化成各大藏經(jīng)閣對玄奘取回的“真經(jīng)”的爭搶。只是玄奘回來的路上途經(jīng)多處，“真經(jīng)”究竟遺落何處，還未有真相。

毫無例外，小時候就對《西游記》非常好奇的邢耀龍，自然也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，對玄奘的行跡產(chǎn)生了興趣。而據(jù)他所知，《玄奘取經(jīng)圖》就繪制在敦煌的榆林窟中，比《西游記》寫出來還要早300年。如此，玄奘似乎便成了他進入敦煌研究院的引路人。2017年，邢耀龍如愿以償?shù)貋淼搅搜芯吭汗茌爟?nèi)的榆林窟。

據(jù)邢耀龍介紹，實際上榆林窟的始建年代并無文字可考，但從洞窟形式和有關題記推斷，或建于北魏時期。而從壁畫風格和游人題記結銜來看，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、元、清各代均有開鑿和繪塑，并進行過大規(guī)模的興建。

2019 年 9 月12 日，甘肅酒泉，敦煌榆林窟。（圖 / 王景春）

能夠有機會在榆林窟近距離地接觸敦煌壁畫，是邢耀龍不曾想過的，對他來說，這些年最龐雜也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榆林窟墻壁上的所有漢字全部抄下來。由于學術界第一次開展這項工作，邢耀龍也就成了世上唯一清楚榆林窟壁畫上究竟有多少字的人。

曾經(jīng)，寫下這些字的古人在墻上鐫刻了時間的痕跡，榆林窟像一本畫冊，記錄下了不同時代的歷史側影，然而在榆林窟的第38窟中，一篇寫于1938年的題記，卻是最讓邢耀龍印象深刻的。

“從時間上看，題記寫于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的第二年，是整個敦煌石窟中唯一的抗日題記，這對于我們研究當時的中國人對戰(zhàn)爭、民族、國家的理解，具有跨時代的意義。”邢耀龍說。

實際上，近現(xiàn)代以來，戰(zhàn)爭的炮火并沒有燒到甘肅，甚至沒有掠過西安，關于生活在祖國甘肅最西端邊陲之地的人們?nèi)绾慰创龖?zhàn)爭，從來沒有人提起過。

敦煌足夠遙遠，敦煌人也足夠普通，然而正是這四萬萬同胞中最普通的一名瓜州農(nóng)民，寫下了對戰(zhàn)爭的深惡痛絕，以及與時代的共情。

2022 年 9 月 2 日，北京。由敦煌研究院、北京民生現(xiàn)代美術館主辦的“文明的印記——敦煌藝術大展”在北京開展。（圖 /IC）

種菜，掃地，講解員

冬天的榆林窟宛若冰箱，早晨東崖下的一聲雞鳴，驚碎了邢耀龍夢中的鐵馬冰河。他下床看一眼煤爐中半夜早已燒完的煤灰，提前打好的水面上泛出薄薄的冰絲，洗漱完畢后，他把洗臉水往房屋前的樹根下一潑，便開始了“守窟人”的一天。

在距離瓜州縣23公里外的無人區(qū)，平日里為了防止斷糧，為數(shù)不多的幾位工作人員還自己開墾出了菜地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大家同吃同住，是“守窟人”最習以為常的生活。

剛到榆林窟的時候，由于人手不足，每個人都要身兼數(shù)職，于是邢耀龍便擔起了講解員的工作。洞窟中并沒有傳說中的冬暖夏涼，其實無論在什么季節(jié)都有山洞中特有的寒意?！?/p>

走完5個開放的石窟大概就是50分鐘，但是游客都是三三兩兩地來，所以有的時候每天都要來回進出好幾趟，非常辛苦?！毙弦堈f。不過比起在文物局造冊子，他更愿意跟壁畫待在一起。對他來說，講解工作其實非常奇妙，當他與游客同時站在壁畫前時，一個講，一個聽，仿佛忘記了洞中的寒意，也忘記了時間的流逝，墻壁上絢麗的丹青散發(fā)著歷史的光。

在榆林窟需要做的各種工作中，守窟也并非只是一種比喻，而是最實際和關鍵的事情。比如每到汛期，大家就要開始往河邊扛沙袋，以防止榆林河的水翻過河堤進入榆林窟。冬天，為了防止雪水融化滲入砂巖、滲到石窟中的壁畫上，每次剛下完雪，所有人都要拿上掃帚掃個三四天。

更加要命的是，文物最怕火災，榆林窟的地面上要求“一葉不?！?，于是這就成了一項常年都要做的工作，尤其是秋天落葉干燥的季節(jié)，用邢耀龍的話來形容，“掃帚好像長在了手上”。就這樣天天掃、年年掃，他與榆林窟一起，共同走出了一條接近歷史的道路。

邢耀龍告訴記者，“守窟人”的概念是最近才有人提出來的，但實際上，自從石窟開鑿之初，“守窟人”就已經(jīng)存在了。在古代，石窟其實都叫“石窟寺”，是僧人進行禪修的地方，他們也對石窟進行日常管理和打掃。

今天的“掃地僧”與古代的“守窟人”，做的其實都是同樣的事情，在這1600多年的敦煌石窟歷史中，他們不斷地接續(xù)。

今天的“掃地僧”與 古代的“守窟人”，做的其實都是同樣的事情 ——對石窟進行日常管理和打掃。（圖 / 由被訪者提供）

“我在敦煌研究歷史，

我也成了敦煌的歷史”

邢耀龍在《敦煌大歷史》中，分析并闡述了最早的敦煌石窟。實際上，在歷史記載的公元366年樂僔和尚開鑿敦煌石窟之前，曇猷便已于公元353年開鑿了第一個禪窟。也就是說，在我們都熟悉的永和九年，王羲之在雅集寫下《蘭亭集序》的同時，北方十六國誕生了第一個佛教石窟。就在這癸丑之年，東晉儒學與佛家思想完成了一次隔空對話。

就這樣，從十六國時期至元代，坐落于河西走廊西部盡頭的敦煌，成為了古代絲綢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見證。在邢耀龍看來，如果把祖國的山河看作一個三室兩廳的家，那么河西走廊就是連通所有房間的必經(jīng)之路，而敦煌735個石窟中的壁畫，就像掛在走廊盡頭的全家福，歷史上那些曾經(jīng)璀璨的篇章，似乎都能從中找到它們的光亮。

如今，敦煌石窟中的歷史仍需要有人去轉(zhuǎn)述，敦煌的歷史也在緩緩向前。在敦煌研究院的學術研究中，邢耀龍正著手整理敦煌石窟的內(nèi)容總錄，相當于建立一部工具書，而這部工具書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石窟內(nèi)所有壁畫中的歷史信息都提取出來，做成數(shù)據(jù)庫。為了完成這項工作，邢耀龍除了在食堂和宿舍吃飯、睡覺，其他大多數(shù)時間，都把自己鎖在洞窟中。

不過，據(jù)邢耀龍的形容，每到傍晚游客都散去的片刻，是他最喜歡的時候，榆林窟就好像被按下了靜音鍵。飯后，他可以獨自在石窟上方的戈壁灘上走一走，觀察一下地形，夏季就會去河邊撿撿石頭、聽聽水聲。那樣的時刻，仿佛一個人擁有了這片廣袤而又無遠弗屆的天地。也正是那樣的時刻，他把自己停下來，感受日月山河，感受人情冷暖，感受自己與敦煌的關系。

“歷史都是被人創(chuàng)造出來的，但是歷史最偉大的作品就是人?！痹谛弦埧磥?，人類之所以會進步，在于古往今來所有知識與信息的層累，如果人都是歷史觀念的產(chǎn)物，那么在他自己的血液里，同樣也流淌著敦煌的基因。

“我生活在敦煌，在這里種菜、掃雪、掃樹葉，人最熟悉的是自己，但最不在意的也是自己，我沉浸其中，把自己活成了敦煌的每一天。我在敦煌研究敦煌的歷史，我也成為了敦煌的歷史?！毙弦堈f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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