過去的一年，我們不斷經歷著關于“過勞”的靈魂拷問，從“996”到“打工人”，從“職場摸魚”到互聯(lián)網企業(yè)的“大小周”。就在近日，“某廠23歲員工加班后猝死”“某平臺43歲外賣員送餐時猝死”兩則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(fā)熱議。為什么過度加班在工作中屢禁不止?為什么我們活得越來越累?這成為公共討論的最新熱點話題。

對于“過勞”的討論，無法脫離現(xiàn)實的經濟背景而進行。過去10年間，互聯(lián)網潛能被迅速發(fā)掘，紅利井噴的同時，貧富不均的老問題日益顯著。一方面，疫情的沖擊疊加產業(yè)結構轉型的陣痛，在GDP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，表現(xiàn)為勞動者為了獲得同樣的經濟回報，不約而同作出了增加勞動時間的選擇。另一方面，承受著住房、教育、醫(yī)療等壓力的“城一代”年輕人群，他們不得不懷揣夢想艱難前行。

從更為宏觀的背景來看，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(yè)。大量勞動力的投入，也使得在一些行業(yè)確實長期存在超時間工作的現(xiàn)象。將加班等同于敬業(yè)、將超時勞動視為艱苦奮斗的傳統(tǒng)思想，也在客觀上造成“過勞”問題雖然普遍存在，卻少有人提出異議。我國的勞動法明確規(guī)定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長不超過8小時。但部分情況下，這些法律條文缺乏有效的約束力。即使有企業(yè)違法，大多也僅被處以少量罰款，與加班帶來的價值相比，不值一提。

當然，“過勞”問題的存在還與過度競爭下勞動者的焦慮意識有關?？梢哉f，“過勞”印刻著一代人成長的無奈。它因競爭而生，裹挾著拼搏和艱辛，即便是名校畢業(yè)的高才生，也不得不深受就業(yè)與成長焦慮的困擾，為了實現(xiàn)KPI(業(yè)績量化)而超時工作。“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”，一些高薪企業(yè)的驕傲姿態(tài)并不鮮見。而對那些奔波于大城市的底層打工者來說，由于工作的可替代性強，擔心丟失工作而不得已接受加班，也就顯得無可厚非了。

在如此“骨感”的現(xiàn)實下，人們害怕被取代、被落下，以至于不敢也不能退出。而那些即使敢于對過度加班說“不”的勞動者，也會發(fā)現(xiàn)，現(xiàn)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足以兜底“托”住自己。長此以往，加班文化由氛圍變成了制度，由個別變成了普遍，同行壓力和自我焦慮也就框住了里面的每個人。加班文化就這樣成為“過勞”的幫兇。

“過勞”需要被看見、被正視，并得到更積極的應對。當我們談到“過勞”時，諷刺之處在于，有人會搬出“‘過勞’說明你還‘有的勞’”的論調，慶幸還沒被人工智能取代。在“保就業(yè)”和“好就業(yè)”的天平上，勞動者是焦慮的，既害怕被同類取代，又害怕被機器取代。于是，更多的問題出現(xiàn)了。工作本身的意義和目的到底是什么?工作與生活、社會生產與再生產，在未來是否還有邊界可言?勞動的尊嚴如何實現(xiàn)?除了“過勞”，我們還有別的可替代的勞動形態(tài)嗎?這里每一個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。

一次次刺痛人心的“過勞死”事件，提醒我們要更加重視并建立圍繞個體生命健康發(fā)展的體制保障。要提升勞動者的獲得感和幸福感，也應讓他們保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踏實感;不僅要讓他們勞有所得、勞有所獲，也應讓勞動變得有尊嚴、有溫度。在“過勞”的熱烈討論背后，可以清晰地讀到一種探索的方向：如何能讓更多的人通過健康的奮斗也可以獲得安穩(wěn)向上的生活。

關鍵詞： 過勞死 健康發(fā)展